作者：王振良编辑：彭博
陶珙、陶湘、陶瑢、陶思澄等
在天津市和平区*家花园，有一片著名的三角地，由成都道、西安道、山西路合围而成。老天津人耳熟能详的祯源里和小猫饭店，就都矗立在这片三角地上。年，三角地的旧楼房多被拆除，改为绿地，多年后建起新洋房，原来成片的历史建筑，如今幸存下来的只有藏书家陶湘的藏书楼——涉园。
一
陶湘（—），字兰泉，号涉园，江苏武进人、著名金融家和藏书家。他年至年寓居天津，从事藏书、校书、刻书活动，在天津文化史上写下精彩的篇章。
武进陶氏先祖名陶人群，官福建邵武府知府，明朝万历年间与常州名儒刘养心联姻，乃由江苏溧阳县义笪村迁至常州（武进），世居著名的青果巷。六传至陶湘高祖陶梦麟，清太学生。曾祖陶登瀛，嘉庆举人，安徽天长县知县。祖父陶世赞，字小洲，候选州同。大伯父陶锡蕃，字菊存，浙江瑞安县知县。二伯父陶锡祺，字铨生，历任山东莱芜等地知县、临清直隶州知州，以治河功保升府道。父陶恩泽，字晋甫，浙江淳安县知县，兼袭云骑尉。陶恩泽有六子：陶珙、陶湘、陶瑢、陶珩、陶镕、陶洙。
陶湘生于清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（年8月13日）。他幼年随父宦游，在浙江德清读书，颖悟过人，涉目成诵。后来过继给二伯父陶锡祺为嗣。光绪五年（），陶湘随养父来到山东恩县，跟从寄食的族兄陶钧考览六经，探综群纬，剖谬判疑，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。
光绪十五年（），陶湘得以补大兴籍博士弟子员生，次年保送鸿胪寺序班。光绪十八年（），改官同知并捐五品职衔，投效山东*河河工，因绩效卓著得到山东巡抚福润的保奏，谕准分发浙江候补知府，荐升道员并加三品衔，在浙江、直隶两省候补。其后，陶湘历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、机器处总办，京汉铁路行车副监督，查办江西、安徽铁路委员等。光绪三十一年（），京汉铁路全线告成，盛宣怀、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合奏保陶湘奖励二品衔。光绪三十二年（）邮传部成立，陶湘调至该部出任京汉铁路全路副监督。宣统元年（）诰封资*大夫。鉴于国事窳败，陶湘欲退出官场，旋经盛宣怀转圜，委以上海三新纱厂总办，自此由*界转入商界。
年民国肇基，实业和金融渐为世重，陶湘以“精覆廉能”，先后被公推为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，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，财*部荐任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，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董事，天津华新、裕元、北洋纱厂经理，山东鲁丰纱厂常务董事等。接着他又投身金融界，兼任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，天津、重庆中国银行经理，北京、上海交通银行经理，在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负责清理旧账事宜等。
陶氏家谱内页
二
清帝逊位之后，陶湘先在北京安顿，年全家迁津，寓居河南路（今奉化道）等处。年，受陶湘之子陶祖椿委托，天津乐利工程公司荷兰籍建筑师乐伦森，为陶湘设计了伦敦道住宅（即今成都道14号），此即闻名遐迩的涉园。
年陶湘迁入新居。这是天津少见的立体主义风格建筑，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钢混结构住宅，原占地面积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平方米（现存.平方米）。建筑依据用地范围和功能分为三个院落，一个主院和两个附院。起居室和客厅为两层跃层式，二层设有内挑平台，可俯视客厅并通后面餐厅。起居室设有落地窗和横向长窗。二楼书房设有转角窗，三层和四层为卧室。楼梯间为半圆形，顶部突出于三层以上。年，成都道的陶湘旧居作为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筑群组成部分，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陶湘平生逐利于实业和金融，然养家糊口之余，所入都花到图书收藏和校刻方面，被推誉为商界之雅人。陶湘藏书之嗜，发蒙于其兄陶珙。珙积书数万卷，湘受其熏陶，对书亦发生兴趣。清光绪、宣统间，陶湘即开始广泛搜罗图籍，初以明人集部及清代野史为主，其后旁及抄本、校本、稿本，上溢至宋椠元刊，遇有孤本秘籍，往往不计其值。他先入缪荃孙门下，后又结交傅增湘等，这些藏书大家的指导和熏陶，使他藏书的品位更加精进。陶湘嗜书非徒附风雅，而是少数得其三昧之人。
年，陶湘居津期间，应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之聘，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，同时应聘者尚有陈垣、张允亮、朱希祖、卢弼、余嘉锡、洪有丰、赵万里、刘国钧、朱师辙等，十人中唯陶湘是来自商界的雅人。年，陶湘辞去工商各职，专事图书校雠刊刻。年在上海购宅长住，但仍不时北上津京探亲访友。年适居上海，其时抗日战事正殷，他得知儿辈拟为其庆古稀诞辰，乃以国难未纾为由极力劝止，并将寿筵之资捐与上海灾童教养所。年2月7日，陶湘因病辞世。
据傅增湘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词》记，陶湘涉园藏书盛时达30万卷，跻身于近代藏书大家之列。台湾学者苏精在《近代藏书三十家》中，论及陶湘藏书的特色：“他为人乐道的书癖：第一不重宋元古本，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大宗；第二嗜好毛氏汲古阁刊本、闵氏套印本、武英殿本、开花纸本等，所藏都是海内之冠；第三藏书讲究完美无缺，尤其重视装潢的美观。”
明毛晋汲古阁所刻书约余种，陶氏百计搜求，收得余种。闵刻、凌刻之书，其藏目有种，其中带图之戏曲《红梨记》《西厢记》《琵琶记》《绣襦记》《幽闺记》等，均为传世稀品。所藏明万历程君房刻本《程氏墨苑》八卷本（另有十四卷本），系初次刷印，五色套版，精美绝伦。清代武英殿刻书多用开化纸，这种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，用楮皮、桑皮、三桠皮混合制成，色白如玉，质地细腻，没有纹络，又被谐音作“开花纸”。陶湘酷嗜“开花纸”殿版书，搜藏多达余种，超过内府所储的同类书，一时遂有“陶开花”之称。陶湘嗜藏的版本，很多当时不为世重，而今已无一例外进入善本行列，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超前眼光。为了广搜图书，陶湘甚至与傅增湘、董康等，在北京开过蟠青书室。
三
陶氏不但精于鉴藏，而且在刻书方面贡献甚巨。他在清朝宣统年间，即致力刻书印书，但大举从事则是在迁居天津之后，无论是校勘质量还是刻书数量，均远迈同时校家和刻家。
陶湘校勘、刻印的著名典籍有：年刻印《续刻双照楼宋元本词》，与吴昌绶刻印之《双照楼宋元本词》一并行世；年刊印缪荃孙藏明抄本《儒学警悟》，其书光绪十八年（）由贾人从山西搜得，后为缪重金购藏；年至年影刻《托跋廛丛刻》10种；年至年影印《涉园影印六种传奇》；年至年影刻《喜咏轩丛书》；年影刻宋咸淳本《百川学海》，缺卷后据明弘治华氏覆宋本摹补；年刊印《涉园墨萃》12种；年至年影印《百川书屋丛书》；年影刻汲古阁写刻本《松陵集》等。因为刻书工艺讲究，故此常有人委托陶湘代刻图书，如代张宗昌刻印的《唐开成石壁十二经》，代潘复刻印的许鸿磐遗著《方舆考证》等，均为民国印本中之佳椠。
整理和传刻北宋李明仲著《营造法式》，堪称陶湘的一项文化壮举。该书初刻于北宋，对研究中国古建筑极为重要，然行世者均据南宋刻本传抄，错误百出且各有残缺。年，朱启钤到江南图书馆访书，获见嘉惠堂丁氏影宋全本，乃缩付石印以广其传，可是研究者很快发现，这部抄本也是鲁鱼亥豕，因而朱启钤冀望恢复北宋崇宁本原貌。此事最后由陶湘接手，傅增湘、罗振玉、祝书元、郭世五、阚铎、吴昌绶、吕铸、章钰、陶珙、陶洙、陶祖毅等名家，都应邀参与了该书整理，以诸多抄本和类书对“丁本”反复校勘，补得脱误数十条。陶湘为了呈现北宋本原貌，在内阁大库散出的废纸中，觅到崇宁本残页，遂按其版式字体，请高手摹写镂版；图样则请著名匠师贺新赓等绘成界画，据图制作模型，以考专门名词演变；原书有两卷彩画图样（抄本皆墨色），特邀色印大家郭世五以古法监印，多者试印至十余版方满意。年“陶本”《营造法式》刊行，学界以为校勘完备，印制精良，彩色套印尤为创举。日本建筑家关野贞博士和英国汉学家叶慈博士，都很快发表了关于《营造法式》的研究成果。
陶湘购书、藏书、刻书不计成本，以致除却“陶开花”雅号，他还为中国藏书史贡献了三个名词。
一是“陶刻”（亦作“陶本”）。据统计，陶湘一生刊刻书籍约种，其中绝大部分完成于寓津期间。陶湘刊刻的图书纸幅阔大疏朗，纸张洁白如玉，用墨犹如点漆，字体清秀悦目，装订整齐端方，见之则爱不释手，阅之则气爽神清，被藏书史家推誉为“陶刻”。陶湘身后半个多世纪，所刻之书已被视为“新善本”。
二是“陶装”。陶湘藏书讲究装帧，每有嘉册到手，都要重付装潢，藏书界乃称其过手之书籍为“陶装”。藏书家傅增湘在《涉园藏书第一编序》中述之曰：“被以磁青之笺，袭以靛布之函，包角用宣州之绫，钉册用双丝之线，务为整齐华焕，新若未触。有时装订之钱，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，故持书入市，一望而识为陶装者。”
三是“陶氏书套”。陶湘对书爱护备至，稍有破损即觅良工修补，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。这种书套选工极严，缝棱不苟，书林誉之为“陶氏书套”。据陶湘之孙陶宗谦回忆，凡是祖父新购来的图书，都集中在奉化道宅院装潢和修补。聘请的工匠有位杨永维，人称“小杨子”，是天津文庙的裱糊行家，陶湘的书套大都出自此人之手。
陶湘个人的著述也甚多，主要是《陶氏书目丛刊》15种，包括《陶氏书目丛刊》《涉园所见宋板书影》《清代殿板书目》《武英殿聚珍板书目》《武英殿袖珍板书目》《明吴兴闵板书目》《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》《明代内府经厂本书目》《昭仁殿天禄琳琅书目前编》《昭仁殿天禄琳琅书目续编》《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目录》等，大都是他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任职时的成果。
陶湘整理刊刻的《营造法式》封面
四
除了涉园之外，陶湘藏书处尚有百川书屋之名，以其藏有宋版《百川学海》而得名。陶湘的藏书印，主要有“阳湖陶氏涉园所存书籍之记”“阳湖陶氏涉园藏书”“百川书屋”“涉园珍秘”“兰泉”等。
陶氏购书藏书刻书，花去大量钱财。伦明在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中咏之云：“以类求书书不同，巧于弃取绍陶公。藏书岂若传书久，欲散家资养刻工。”在实业界和金融界，陶湘任职时间不算短，收入自然非常可观，但仍旧难以维持其购书、装书、刻书的庞大开支。
居津期间，陶湘的生计即出现问题。最迟在年，涉园藏书已被迫散出。据雷梦辰《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》记载，其大宗藏书售出有：殿版开花纸本余种，年以四万元售与北京文友堂书店；又殿本开花纸本一批，售与北京文来、直隶两书店；丛书种册，以十万元售归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，其中包括宋刊《百川学海》与明抄《儒学警悟》，该所《汉籍书目》之丛书部分即陶氏旧藏；殿版书中的平定各省方略20种，售与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等；又余种殿版开花纸书，售归北京魏丽生，魏又以三万元转给溥仪；汲古阁和闵刻、凌刻之书，售归伪满洲国银行总裁荣厚，荣氏特辟“萃闵室”储藏，后又以万元转给溥仪。溥仪所藏现多归辽宁省图书馆。
陶湘迁居沪上之后，继续售书解困。郑振铎购得明万历彩印本《程氏墨苑》、明万历刊本李卓吾评传奇五种。所藏艺术珍籍如《方氏墨谱》《墨海》《十竹齐斋笺谱》等，抗战初期亦转手他人。抵押于盐业银行的明刊本明人文集80种，后转归南京中央图书馆，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陶湘之子陶祖椿，将家藏售余图书通过陈叔通捐给北京图书馆，原本存于交通银行的书版也化私为公。
陶湘的藏书楼涉园，年后成为大杂院。周边历史建筑拆迁时，这里的居民也随之迁出，至今仍处于闲置状态。现在，两侧的现代建筑已拔地而起，旧时涉园的窄窄正立面，似乎已淹没在都市的喧嚣声里，如果不是有熟人指引，匆匆走过时甚至很难发现成都道14号的存在。
成都道14号陶湘涉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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